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6月5日，第55个世界环境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对涉生活环境污染防治案件审理情况进行通报并发布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李某在自家宅院前饲养百余只羊，产生的严重气味和粪便长期影响邻居杨某正常生活。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李某限期清除羊圈粪便、消除异味并平整土地。调解书生效后，李某已主动履行义务，邻里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杨某与李某系同村邻居，2018年，李某开始在宅院前饲养羊群，因羊的数量多达百余只，导致羊圈及周边地区气味严重，影响杨某及其家人正常生活。2021年，经当地政府与城管、环境职能部门现场处理，李某将羊群全部清除。两三个月后，李某再次在院外养羊，经村委会多次调解，李某于2024年1月作出保证书，承诺将于2024年3月底前将养殖的羊全部清理。但李某并未按保证书内容执行，在2024年3月后继续从事养羊活动，且以养羊增加收入为由拒绝执行。故杨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李某拆除羊圈、清除粪便、消除异味，恢复原状，并保证不再饲养羊群。受理案件后，法院向双方释明，宅基地养殖不得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相邻权益为代价，村庄作为村民集中居住区域，任何人均有权享有清洁、卫生、宁静的生活环境。李某在宅基地内圈养羊只，产生的恶臭气味、排泄物等已对相邻方正常生活造成实质妨害。最终，经房山法院调解，杨某与李某达成调解协议：李某于2025年3月17日前将羊圈内的粪便清除、消除异味。调解书生效后，李某主动履行义务，完成粪便清运、异味消除并对涉案土地进行平整修复，相邻环境权益得到及时有效保障。法官提示，本案系因养殖动物异味扰民引发的相邻关系纠纷，涉及村民日常生活环境与邻里和谐。相邻各方在行使自身权利时，不得对相邻方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活妨害。从事养殖行业或家庭饲养动物的个人，应切实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合理选址、规范养殖，及时做好粪便清理和异味处置，避免因养殖行为侵害他人环境权益。在涉及环境权益的相邻纠纷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调解作用，促进矛盾就地实质化解，同时督促责任人及时清除污染、修复环境，在定分止争中维护和谐乡村关系。编辑 彭冲 校对 贾宁

AI识物出错的案例并不鲜见，从误将宠物狗识别为毛绒玩具，到把天空云朵判定为雪山，人们多数时候只是一笑了之。然而，当识别对象是“能否入口”的食物时，错误就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段子，而是实实在在的性命攸关。用户之所以敢跟着AI下嘴，恐怕是长期被“智能”“精准”“高效”等宣传语影响。这正是“遇事不决问AI”的危险之处——它让一些人变得更轻率、更懒惰、更盲从。

比技术局限更令人担忧的是责任边界的模糊。用户中毒后，AI平台该不该担责？目前，几乎所有AI服务协议都将输出结果标注为“仅供参考，不构成专业建议”。对此，从技术上可以理解，毕竟AI无法为每一次“幻觉”兜底；但从使用角度看，平台将AI包装得越智能，用户就越容易相信和依赖。这种“只给答案，不管对错”模式，在高风险场景中无异于变相“甩锅”。这起中毒事件提醒相关行业和平台：不能只强调“能力上限”，而应清晰告知“能力边界”，尤其是对可能危及生命健康的识别功能，必须设置强制风险提示和免责警告。

走出AI“万能”误区，需要用户与技术提供者相向而行。用户应当牢记，AI输出的内容都只是参考，而不是“真理”。涉及人身安全、医疗健康、法律财务等重大事项，必须交叉核验，切勿盲从。技术提供者应在产品设计中主动设限，诸如对蘑菇识别、药物配伍、疾病自诊等场景，显著标注“本结果仅供参考，请咨询专业人士”。此外，行业也可以探索制定AI应用的风险分级标准，将高危场景纳入特殊管控，明确安全提醒义务与责任边界。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中国冲击2.0”绝非客观理性的经济分析，而是“中国产能过剩论”“中国经济威胁论”的最新变种，是服务对华认知战的政治话术。它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抹黑为“威胁”，企图用西方的话语权优势压制中国发展的正当性，以诋毁中国的方式为某些国家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寻找借口。更深层看，其真正目的在于“内病外治”，将西方产业空心化、创新体制僵化、社会分配不公等自身结构性矛盾甩锅给中国，通过渲染“中国威胁”来影响国内认知、转移民众视线。当昔日领跑者因后劲不足而落后时，迎头赶上才是正道，抹黑赶超者非但不能赢得比赛，反而会破坏整个赛场规则。这种逻辑的荒诞性与危害性，不言而喻。

依托厚积成势的产业底蕴，中国制造为世界带来稳定和机遇。“十四五”时期，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凭借完备产业体系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压舱护航。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向全球释放宝贵机遇。当前，中国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23.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出口和计算机及零部件等产品进口均增势良好，助推贸易伙伴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中国制造赋能跨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贝瑞德表示，大众凭借在中国开发新车的相关经验，将欧洲市场的产品开发周期从原先的48个月加快到30至36个月，增强了大众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竞争力。2026年以来，中国制造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马来西亚鲁巴跨海大桥合龙，非洲首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项目全线正式通车，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正式开启货运运输……这些重大标志性工程次第落地，生动诠释了中国制造广泛惠及世界。

依托不断跃升的清洁产能，中国制造响应全球气候治理的时代需求。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和完整产业链体系形成强大影响力。中国风电、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品已出口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10年，中国推动全球风电与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锂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建电池厂；隆基绿能、天合光能、晶科能源等光伏企业在东南亚配置生产基地，中国制造绿色产能走向海外，成功与其他国家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中国的绿色产能弥补了全球绿色发展的供需缺口，以质优价廉的光伏板、蓄电池等产品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中国始终注重“授人以渔”，通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向发展中国家系统性传授经验、加强赋能。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0余份气候变化合作文件，累计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余人次培训名额，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认可和一致好评。

有外国专家对所谓“中国冲击2.0”的提法直言不讳予以批驳，认为这纯属“政治宣传用语”，并创造性提出“中国礼物2.0”的概念——中国提供的太阳能电池板、机械设备、汽车等高质量产品，不是威胁，而是造福世界各国的珍贵礼物。从“冲击”到“礼物”，一词之差，折射的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一个是零和冷战思维，一个是合作共赢理念，其中差异值得深思。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某些国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世界，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如果谁发展得好，就要遏制谁，谁赶上来了，就要使绊子，试图用“小院高墙”破坏经济发展规律，自己终将被全球化的浪潮冲垮，最终导致无光可借、无路可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永远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能量，中国制造将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在即将开展第二、三季度明查暗访之际，6月8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中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严肃认真、动真碰硬开展工作，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查暗访期间，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会议要求，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要进一步强化明查暗访工作力度，压实责任、狠抓落实、提高质效，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要严肃认真、动真碰硬，把严的要求贯穿全过程。要加强线索收集，找准重大风险点和突出隐患，提高工作针对性实效性。要加强考核巡查工作培训，进一步把准检查重点、方式方法，切实提升发现和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的能力。要严格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有关规定，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际成效展现过硬作风。

中新网北京6月11日电 为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2026年6月11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淘宝(天猫)平台：2026年5月起，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平台未在显著位置公示“百亿补贴”相关活动规则，“百亿补贴”频道内部分商品未公示实际销售者资质信息。

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指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多个平台在规则中单方免除在非不可抗力情形下的平台责任，加重了消费者风险。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调：一是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二是平台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按照相关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进行系统梳理与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三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应，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完)